譯：新創公司何以在美國凝結集中

新創公司何以在美國凝結集中 Why Startups Condense in America
原作：Paul Graham
譯：Paul May

（本文源於一場在Xtech的演講。）

新創公司有群聚效應。矽谷和波士頓有很多新創公司，在芝加哥或邁阿密則很少。想要新創公司的國家，或許也必須複製這種群聚形成的原因。

我之前聲稱矽谷的秘方在於一所偉大的大學，以及受聰明人喜愛的鄰近城鎮。如果你美國境內安排好這些條件，新創公司將會自然而然地成形，就像凝結在低溫金屬片的水滴一般。不過當我考慮要如何才能在其他國家重現矽谷時，才發現美國顯然是個特別潮濕的環境。在這裡新創公司更容易凝結。

這絕不表示想在其他國家建立矽谷註定失敗。絕對有機會與矽谷抗衡甚至超越。不過如果想達成這個目標，就必須了解在美國創業的優勢。



1.美國允許移民。

舉例來說，我認為不可能在日本重現矽谷，因為矽谷的最獨特之處就是移民。這裡的人有一半說話都帶口音。而日本人不喜歡移民。當他們思考如何建立日本的矽谷時，我認為他們不自覺地自我設限，考慮的其實是一個只有日本人的矽谷。這種設限的問題註定會失敗。

矽谷必須成為聰明人與有志者的麥加聖地，而不允許大家進入就算不是上聖地麥加了。

這絕並不是說美國對移民的態度比日本更開放。所以移民政策是競爭對手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。

2.美國是一個富裕的國家。

我可以預見能在某一天看到印度建立矽谷的對手。他們顯然擁有對的人，由目前矽谷的印度人數量就知道了。印度的問題是它太窮了。

貧窮的國家缺乏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。我有個朋友去印度時，在火車站跌落階梯扭傷了腳踝。她轉過身來要察看怎麼回事，才發現每層階梯的高度都不同。在工業化國家中，我們走了那麼久的階梯，從來不會想到會有這種事，因為那裡具備適當的基礎設施，可以防止建造出這樣的階梯。

美國從未像現今某些國家這麼貧窮。美國城市的街道上也未曾有過成群的乞丐。所以我們沒有相關的資料，不知道由乞丐成群發展出矽谷以花多少時間。可以兩者並存嗎？還是得先獲得基本的繁榮，才能產生矽谷呢？

我認為經濟的演變有某種速度限制。經濟源自於人，可是人的態度在每個世代的改變都很有限。[1]

3.美國(還)不是警察國家。

中國是另一個我知道想擁有矽谷的國家。不過我認為他們還做不到。中國似乎仍然是個警察國家，雖然目前的統治者似乎比前一任開明，但是就算是開明式的專制，恐怕也無法讓中國成為巨大的經濟強權。

它可以讓你的工廠製造在在其他地方設計的東西。可是它能讓你得到設計師嗎？在禁止批評政府的地方，想像力能蓬勃發展嗎？想像是指有奇異的想法，而在對技術有奇想時，實在很難沒有政治方面的歧見。而且許多技術想法往往都帶有政治含義。所以壓抑政治異議，反作用力就會傳遞到技術領域。[2]

新加坡面臨類似的問題。新加坡似乎非常清楚鼓勵創業的重要性。雖然政府可以大力干預讓港口有效營運，卻無法哄誘人們創業。禁止口香糖的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才有可能創造出舊金山。

一定需要舊金山嗎？難道不能走其他替代路線，以服從合作取代個人主義來達成創新嗎？或許吧，但我敢打賭不可能。無論何時何地，最具想像力的人似乎都有著相當麻煩的獨立性格。在希臘時代，狄奧根尼(Diogenes)叫亞歷山大不要遮住他的光線；而在兩千年後，費曼侵入洛斯阿拉莫斯(Los Alamos)國家實驗室的保險箱，由這些事就可以知道了。[3]富想像力的人並不想跟隨或領導。當每個人都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時，他們的生產力會最高。

諷刺的是，在所有富裕的國家之中，美國最近已經失去了大多數的公民自由。不過我還不會太擔心。我希望當本屆政府下台，美國文化的開放天性就會自行修復。

4.美國的大學較好。

你需要一個偉大的大學才能蘊育矽谷，而迄今美國境外少有一流大學。我向數位美國電腦學系教授詢問他們敬佩的歐洲大學，他們基本上都回答「劍橋」，然後停頓很久試圖想出其他名字。在其他地方，目前似乎沒有很多能與美國頂尖名校相提的大學，至少在科技領域就是如此。

某些國家是刻意產生這種結果的。或許是懼怕精英主義吧，德國和荷蘭政府試圖讓所有大學的素質都大致相同。缺點是沒有一所會特別好。那裡把最好的教授分散開來，而不是像在美國那樣集中起來。這可能會降低他們的生產力，因為缺乏好的同事可以相互激盪。這也表示沒有一所大學有資格成為聖地，能把國外的人才吸引進來並在周遭創業。

德國的情況相當奇特。德國發明了現代大學，而且他們的大學到1930年代都還是全世界最好的。現在卻沒有一所特出的學校。我在思索這個問題時，發現自己這樣想：「我能理解德國大學為何在1930年代排斥猶太人後衰敗。但是現在應該會回復才對。」然後我意識到：或許不會。只有少數猶太人還留在德國，而我知道的大多數猶太人都不願意移居那裡。而如果你把任何一所頂尖美國大學的猶太人移走，一定會出現很大的落差。所以或許德國註定無法創造矽谷，因為無法讓大學的水準提高到足以作為創業種子。[4]

對美國大學來說互相競爭是很正常的，因為很多學校都是私立的。要重現出美國大學的品質，或許必須連這一點也一起複製。如果大學是由中央政府控制，利益交換(log-rolling)將會把大家都拉往平均水準：新的學院要在哪裡成立，要看哪個地區的政客最夠力，而不是設在應該的地方。

5.在美國可以開除員工。

我認為要在歐洲創業，最大的障礙就是歐洲對雇用的態度。極度僵化的勞動法規對任何公司都是傷害，但新創公司受害特別深，因為新創公司最沒空應付官僚主義的騷擾。

難以開除員工對新創公司來說特別麻煩，因為這些公司無有多餘的人力。每個人都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

不過問題並不只是新創公司難以開除必須解僱的員工。在各個行業和國家中，績效和工作保障都有種強烈的負相關特性。每部電影殺青時都會解僱所有演員和導演，所以他們每一次都必須不負所望。在預設狀況下，除非大學願意提供終身職，否則資淺的教授每幾年就會被解僱。專業運動員都知道，只要自己幾場比賽表現不好，就會被拉下賽場。而在天平另一端的汽車工人、紐約市公立學校教師以及公務員，幾乎都不可能被開除(至少在美國是如此)。這個趨勢實在太明顯了，除非刻意忽視否則不可能看不出來。

你會說績效並不是全部？嗯，那麼汽車工人、教師、公務員會比演員、教授和專業運動員更快樂嗎？

歐洲輿論顯然認為，真正關注績效的行業是可以解僱人的。可惜足球是他們迄今唯一夠關注的行業。不過這至少是一個先例。

6.在美國工作與就業間的差異不大。

在歐洲和日本這種較傳統的地方，問題不只是就業法規。他們反映出來的態度更加危險：員工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僕人，而雇主有責任保護員工。美國過去也是這樣。1970年時你還應該在大公司裡找一份工作，而且會在那裡做到退休。公司則是照顧你作為回報：它們會盡量不解僱你，還會支付你的醫療費用並支持你的晚年所需。

就業已逐漸脫離這種家長式的色彩，成為單純的經濟交易。不過新模式所以重要，並不只因為能讓新創公司更易成長。我認為更重要的是，它讓人們更容易開始創業。

即使在美國，大多數大學畢業的孩子，仍然覺得自己應該找一份工作，感覺好像不受僱就沒有生產力。不過愈把工作與就業當作同一件事，就越容易開始創業。當你把自己的事業視為一連串不同類型的工作，而不是終身伺奉單一雇主，創立自己公司的風險就愈低，因為創業只是取代某一個環節，而不是放棄整個事業。

不過舊想法實在太過強大，連最成功創業者都不得不努力對抗。在蘋果成立一年後，Steve Wozniak仍然留在惠普。他還打算在那裡工作一輩子呢。當喬布斯發現，某人以Woz離開HP為條件，提供大筆創投資金給蘋果時，他最初的反應是拒絕，理由是Woz在惠普工作同時設計出Apple I和Apple II，沒有理由不能繼續這樣運作。

7.美國不會太挑剔。

如果某些行業有對應的管制法規，可以假設新創立的公司會違反大部分的法條，因為它們不知道相關法律，也沒空去了解。

舉例來說，美國許多新創公司創業的場所根本是不合法的。惠普、蘋果和Google都是由車庫創業。更多的新創公司(包括我們的)最初是在公寓中營運。如果實際執行相關的法律，大多數新創公司根本無法開始。

這在較挑剔的國家中可能是個問題。如果Hewlett和Packard想在瑞士的車庫裡經營電子公司，隔壁的老太太會報告市政府當局。

不過在其他國家，成立新公司所需的工夫恐怕才是最棘手的問題。90年代初期，我的朋友在德國成立一家新公司，卻驚訝地發現，除了要面對許多法規之外，還需要投入二萬美元的資金。我不用Apfel(Apple?)筆電打這篇文章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Jobs和Wozniak不可能為了一家靠銷售VW bus和惠普計算機為生的公司，籌出這麼大的一筆資金。我們也無法創立Viaweb。[5]

以下是對想鼓勵創業的政府的建議：讀讀現有新創公司創業的故事，然後試著在你的國家模擬，看看會會發什麼事。如果遇到任何會扼殺蘋果的東西，就把這些障礙排除掉。

新創公司非常。他們是由窮人和膽小的人創立的，開始時只有小小空間和剩餘的時間，創業的人通常都在做別的事情，雖然在做生意，其實創始人通常都不懂生意。年輕的創業公司非常脆弱。對弱小者殘酷的社會會把新創公司全部扼殺。

8.美國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。

新創公司在剛開始時，是靠著做出創業作品的盼望支撐的。因此成功的新創公司會讓第一版盡可能簡單。在美國，他們通常會先製作一些針對本地市場的內容。

這種作法在美國行得通，因為本地市場有300萬人。在瑞典可能就行不通了。小國家裡的新創公司面臨更大的挑戰，他們必須從一開始就行銷國際。

歐盟組成的部分目的，是為了模擬一個巨大的單一國內市場。問題是歐盟內許多居民仍然說著不同的語言。所以與美國公司相較之下，瑞典的軟體公司處於相對劣勢，因為它們一開始就得處理國際化的問題。對歐洲近年來最著名的新創公司Skype而言，處理一個具有國際化本質的問題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不過，無論如何歐洲似乎將在數十年內使用單一語言。當我1990年在義大利當學生時，只有少數義大利人說英語。現在似乎會預期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能說，而歐洲人不喜歡讓人覺得自己沒受過教育。這大概是個禁忌話題，不過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，最終法語和德語將會步上愛爾蘭和盧森堡語的後塵，變成極端民族主義者在家裡說的語言。

9.美國有風險資金。

新創公司在美國更容易開始，因為這裡比較容易取得資金。現在美國以外也有一些創投公司，不過創業資金並不僅來自創投公司。來自個別的天使投資者的資金會是一個更重要的來源，因為這個管道更私人化而且參與的階段更早。如果Google沒有先獲得Andy Bechtolsheim的十萬美元資金，可能無法撐到後來，再募得數百萬創投基金。而Andy可以幫助他們，是因為他是Sun公司的創始人之一。這種模式在創業中心不斷重複發生。正是這種模式，讓創業中心之所以成為創業中心。

好消息是，只要讓前幾家新創公司成功創業，就可以啟動這個程序。如果這些創業者致富後還留在附近，幾乎都會主動投資並鼓勵新的創業公司。

壞消息是整個週期很慢。在一個創業者能夠進行天使投資之前，平均可能需要五年時間。雖然政府或許能提供資金建立地區性的創投基金，並且雇用創投界的人來經營，不過唯有有機式的成長才能產生天使投資者。

順帶一提，美國私立大學正是創業資本數量龐大的原因之一。創投基金中有很多資金都源自私校的捐款。所以私立大學的另一優勢，就是國家的財富有一大筆是由開明的投資者所管理。

10.美國有動態類型的職業。

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，美國對於就業的安排雜亂無章。舉例來說，美國人往往到大學畢業時,才決定是否要唸醫學院。而在歐洲通常高中就決定了。

歐洲的做法反映了舊觀念，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個明確的單一職業，這和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個天職(station)的想法相去不遠。如果這是真的，最有效率的計劃就是儘早發現每個人的天職，這樣才能獲得相對應的訓練。

在美國事情比較雜亂無章。不過當經濟結構愈來愈多變時，這卻成為一種優勢，就像面對含糊不清的問題時，動態類型會比靜態更有效。對新創公司來常更是如此。「創業家」並不是那種高中生會選擇的職業。如果詢問那個年紀的人，通常都會選擇較保守的職業。他們會選擇容易理解的職業，就像是工程師、醫生或是律師。

一般人的計畫中不太會包括新創公司，所以要在能隨時選擇職業的社會中，才比較可能出現新創公司。

舉例來說，理論上讀博士的目的是要訓練你做研究。不過還好這個規則在美國並沒有嚴格執行。美國大多數的電腦科學博士生其實純粹只是想學點東西。他們並沒有決定之後要做什麼。所以美國的研究所孕育了很多新創公司，因為學生並不會因為沒有去做研究，就覺得自己他們失敗了。

擔心美國「競爭力」的人，往往會建議在公立學校投入更多資金。不過美國不良的公立學校或許具備一個隱藏的優點。因為它們非常爛，以致於孩子們採取了一種等待上大學的態度。我也是如此。我知道我學得太少，甚至連有什麼可選擇都不知道，更遑論是選哪一個了。這實在令人沮喪，不過至少讓你保持開放的心態。

當然啦，如果有兩個選擇，一個是美國這種壞高中加好大學，另一個是大多其他工業國那種好高中加壞大學，我會選擇美國的系統。讓大家覺得自己大器晚成，好過感覺自己是個失敗神童。

態度

這個清單中顯然還缺少了一個項目：美國人的態度。一般認為美國人較具有企業精神，而且比較不害怕風險。不過這並不是美國獨有的態度。印度人和中國人似乎也很有企業精神，或許比美國人更強烈。

有人說歐洲人比較沒有活力，不過我不認同。我認為歐洲人的問題並不是缺乏勇氣，而是缺少先例。

就算是在美國，大多成功的創業者，往往都是在開始時懼怕創業想法的技術專家。很少會是想像中那種熱情外向的典型美國人。他們通常都要先遇到其他成功創業者，瞭解自己也做得到，才累積足夠的能量開創事業。

我認為阻止歐洲駭客創業的原因，只是因為他們沒有遇到這麼多成功創業的人。就算在美國都可以看得到其中的變化。史丹福的學生就比耶魯的學生更具企業精神，不過這並非源自性格差異，只是因為耶魯的學生看到的先例較少。

我承認歐洲和美國對於野心的態度似乎有所不同。公開表達野心是很正常的，但在歐洲大多數地方並非如此。不過這絕不是歐洲人內在的特質，畢竟前幾代歐洲人與美國人一樣具野心。發生了什麼事呢？我的假設是，由於野心人士在20世紀上半做出可怕的事情，以致野心被抹黑了。於是狂妄自大者就不受歡迎了。（即使到現在，還是有著一位野心勃勃的德國人按下一或兩個按鈕的形象，不是嗎？）

如果歐洲的態度沒有受到20世紀災禍的影響，才會讓人吃驚。即使很樂觀的人，遇到這種事情也要一段時間才能回復。不過野心是人的天性。漸漸地會重新出現。[6]

如何做得更好

我列出這個清單，意思並不是指美國對新創公司來說，是個完美的地方。它是目前為止最好的地方，不過樣本數量很少，而「目前為止」其實也沒有多久。以歷史的時間尺度而言，現在這些只能算是個原型。

所以讓我們以對待競爭對手產品的方式來審視矽谷。有什麼弱點可以利用呢？要怎麼做出讓使用者更喜歡的東西？在這種情況下，所謂的使用者，就是你想遷移到新矽谷那關鍵的數千人。

首先矽谷離舊金山太遠。矽谷原點Palo Alto大約離舊金山30英里，而現在的中心大約有40英里。所以矽谷工作者面臨一個討厭的決擇：要麼住到沉悶山谷地區，要麼住在舊金山並忍受來回各一小時的車程。

如果矽谷不只是接近有趣的城市，而是本身就很有趣，那就再好不過了。而這裡有很多可改進的空間。Palo Alto並沒有那麼糟糕，不過當地已有的建設卻是最糟糕的帶狀開發(Strip Development)結果。只要看看有多少人，寧願每天犧牲兩小時通勤，也不要住在當地，就知道這有多麼讓人沮喪了。

大眾捷運是另一個可以輕易超越矽容的部份。矽谷有一條縱貫鐵路，而就美國人的標準來看還不錯。換句話說，以日本人或歐洲人的標準來看，似乎像是來自第三世界的東西。

你想吸引至新矽谷的人會喜歡坐火車、騎自行車或步行到處逛。所以如果想打敗美國，可以設計一個把汽車放在最後的小鎮。恐怕得要好一陣子，才會有任何美國城市做到這種地步。

資本利得

還有幾件事可以就國家層次擊敗美國。其中之一是降低資本利得稅。訂定最低的所得稅似乎作用不大，因為人們必須搬遷過去，才能獲得好處。[7]不過如果資本利得稅率改變，你會遷移資產而非自己搬遷，所以就會以市場的速度反映出變化。如果稅率愈低，購買成長中公司的股票相對上就愈便宜，而房地產、債券或是純配股息的股票相對上就愈貴。

所以如果想鼓勵創業，應該對資本利得訂定低稅率。不過政客在此就面臨兩難了，資本利得稅率偏低，會被指控「為富人節稅」，而偏高則會讓成長中的公司無法獲得投資資本。正如Galbraith所說的，政治就是在苦難與災難之間選擇。很多政府在20世紀試驗過災難，而現在的趨勢似乎是偏向苦難。

奇怪的是，現在領先者的是比利時等歐洲國家，它的資本利得稅率為零。

移民

另一個可以打敗美國的地方，就是訂定更聰明的移民政策。在這裡可以獲得巨大的收益。記住，矽谷是由人建立的。

現任的矽谷人全都很清楚移民局的缺點，不過能做的事很少。就像一家在Windows上運行自家軟體的公司一樣，他們都是這個平台的人質。

美國的移民制度從來沒有運作得很好，而自2001年起又參雜了疑心病。想來美國的聰明人中，究竟有多少比例能獲許進入呢？我認為連一半都不到。這表示如果建立一個科技中心來競爭，而且允許所有聰明人進入，就能立即免費獲得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頂尖人才。

美國的移民政策特別不適合新創公司，因為它反映了1970年代以來的工作模型。它假設好的科技人才具備大學學歷，另外還認為工作就是指在大公司上班。

如果沒有大學文憑，就拿不到通常發給程式員的H1B簽證。但是排除了Steve Jobs, Bill Gates和Michael Dell的試練，實在算不上什麼好標準。另外在自己的公司工作也拿不到簽證，只有當別人的員工才算數。還有想申請入美國籍的人，絕對不敢在新創公司工作，因為萬一公司倒閉，就得重新開始。

美國的移民政策排除了最聰明的人，而且把其他人導向無生產力的工作。這方面很容易做的更好。想像一下把移民審查當作招募來處理，你會刻意去找出最聰明的人，努力讓他們移居你的國家。

移民做得好的國家會擁有巨大的優勢。只要擁有讓聰明人進入的移民制度，就能進成為他們的聖地。

一個好的載體

要建立讓新創公司凝結的環境，所必須進行的種種事情，其實都不是什麼偉大的犧牲。優異的大學？適合居住的城市？公民自由？靈活的就業法律？引入聰明人的移民政策？鼓勵成長的稅法？要創造矽谷並不需要冒著滅國的風險，這一切本身都是很好的事情。

接下來自然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不做這些事可以嗎？我可以想像，將來有野心的年輕人都會認為創業理所當然，不會想去替別人工作。我不確定是否一定會發生，不過這是當前趨勢所指向的情境。如果這就是未來所在，沒有創業的地方將會大幅落後，就像那些錯過工業革命的國家一樣。

註記

[1] 臨近工業革命的英國，已經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。如果人均收入可以比較的話，1750年英國的數字高於1960年的印度。
Deane, Phyllis,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, 劍橋大學出版社，1965。
[2] 這在中國明朝已經發生過一次，在當局的命令下放棄了工業化。歐洲的優勢之一，就是沒有夠強大的政府這樣做。
[3] 費曼和Diogenes都是源自相近的傳統，而孔子雖然表達的很含蓄，卻不願意再被告知該怎麼想。
[4] 基於相似的原因，想在以色列建立矽谷可能註定會失敗。問題不是沒有猶太人搬遷進去，而是只有猶太人會遷入，而我不認為光靠日本人就能矽谷，而光靠猶太人也一樣不行。
（這並不是在衡量這些族群的素質，只是依據它們的大小。日本只有只佔全世界人口的2%，而猶太人約佔0.2%。）
[5]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，德國公司的初始資本要求為人均收入的47.6%。唉。
世界銀行，Doing Business in 2006，http://doingbusiness.org
[6] 在20世紀大部份的時候，歐洲人都在回顧1914年的夏天，好像他們一直生活在一個夢幻世界般。把1914後一年稱為惡夢，似乎比把之前稱為夢幻更為貼切（至少也是一樣的貼切）。很多樂觀的歐洲人顯然認為，美國現在的感覺只是他們1914年時的感受。
[7] 事情似乎在到50%時開始出錯。超過50%，人們就會努力避稅。原因是避稅的報酬會呈超指數成長(x/1-x, 其中0<1)。如果所得稅率為10%，搬到摩納哥只會讓你多11%的收入，這連額外的費用都不夠。如果稅率為90%，就會得到10倍收入。當稅率到達98%時（大約與英國70年代相當），移居到摩納哥會讓收入變成50倍。看起來70年代時歐洲的政府很可能從來沒有畫出這條曲線。

感謝Trevor Blackwell, Matthias Felleisen, Jessica Livingston, Robert Morris, Neil Rimer, Hugues Steinier, Brad Templeton, Fred Wilson以及Stephen Wolfram閱讀本文初稿，並謝謝Ed Dumbill邀請我演講。